2005年的一天，一个70岁的老人缓步迈进训练局游泳馆的大门，他想看看队员们训练，而恪尽职守的门卫却始终没有放行。老人叫穆祥雄，上世纪50年代末，20出头的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3次打破100米蛙泳世界纪录，人称一代蛙王。

但是，门卫不认识他，游泳馆里的很多队员，也不认识他。

他出入的“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是中国最高级别体育基地，长年驻扎于此的中国队运动员仅几百人，他们是这个国家的体育精英。

如今，和穆祥雄同一时代的中国体育拓荒人，只在训练局最不起眼的一角，拥有一座布置简洁的活动中心。他们每天在这里练歌、打球、下棋，但却不允许随意出入训练场地。偶尔的，结束训练的队员打闹着走出训练馆时，会和同一个院区的老人们擦肩而过。当训练局里的“80”一代、“90”一代与“30”一代狭路相逢，通常的状况是形同陌路。

然而无论哪个时期，这些体育领域里的“感动中国”都是链状的。从穆铁柱到姚明，从年维泗到古广明，从邱钟惠到邓亚萍，如同从1951到2008，训练局的今昔切割出的一段中国历史。

容国团大力扣杀时，没人知道郎平，郎平大力扣杀时，没人知道刘翔。一代人来，一代人去，训练局是唯一的见证者，记录者，封存者。

年维泗平步“生化危机”电影《六号门》刚刚上映的时候，一个19岁的青年每天都要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前身）的一块沙土操场上面对两道门。火辣的阳光从头顶毫无保留地直射下来，没有树荫遮蔽，只有起脚时的尘土飞扬。

那时的日子格外单纯，单纯得就像他每天结束训练后总渴望喝到的一碗绿豆汤。在1952年的北京夏天，除了家人和队友，没人知道这个青年名叫年维泗。彼时，距他随中国青年足球队远赴匈牙利求经深造尚有2年，距他因意外重伤而结束运动生涯还有8年，距他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接过国家队的教鞭还有33年，距他就任中国足协主席则有37年。

19岁的年维泗，刚刚入选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体育训练班，也就是如今的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的前身。

在燕京大学，为了给学生腾宿舍，年维泗在3个月内搬了3次家，其中最令他难忘的就是第一站———“病危楼”五层。之所以名曰“病危楼”，是因为住在下面4层的都是生病的学生，包括肺结核这样的传染病。放到现在，普通人躲之不及的地方，当年居然令无家可归的国家队如获至宝。

1955年，北京体育馆在崇文区体育馆路南侧建成，训练局大部队结束了在外的漂泊，其新宿舍就是北京体育馆建设者的工棚。北京降水不多，然而由于工棚地势不佳，但凡有雨，屋内必定汪洋一片，运动员们的行李箱子就在床下漂移。每逢雨天，国家队队员总是忙里忙外，一边弯腰抢救衣物，一边奋力堵门槛，不觉间便完成了一堂体能训练课。

至于现在位于天坛东路50号的天坛公寓，于2002年起作为新的运动员公寓，此前服役40年的运动员大楼则改建为国家体育总局办公楼。

黄玉斌策划“惊天阴谋”如今走在体育馆路，依然可见路南一排长长的淡黄色建筑。其中占地4334平方米的练习馆，当年曾一举涌入国家篮球队、排球队、乒乓球队、体操数队。众将士各踞一方，热闹异常。

每天，眼花缭乱的篮球、排球和乒乓球在地板上同时落下和弹起，不同项目的教练与队员在一个屋棚下高声喊叫。难以想象的嘈杂，无形中提高了队员们在比赛中的抗干扰能力。随着训练局建设的完善，慢慢地，乒乓球队走了，去了如今的体育医院；体操队走了，去了如今的跳水馆。2003年后，练习馆才全归体操队所有，从此“闲杂队伍”一律免进。

但体操馆里还缺一个中央除尘系统，来清理器械和地板上的防滑镁粉。在训练时间，队员一个轻微的落地，都可平地生烟。数十个队员同时训练，整座馆便“白烟瘴气”，镁粉飘散。

转机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全国政协一百余人到北京体育馆视察看运动员训练。为迎接领导莅临，体操馆全体总动员打扫卫生。但就在政协委员们走进体操馆时，时任体操队教练的黄玉斌立即中止训练，带领全体队员从四边抬起自由体操的方毯，上下翻飞玩命地抖。顿时，体操馆如下起大雾，十米开外不见人影。

馆长懵了，没有丝毫心理准备的她已经说不出一句话，坐在地上号啕大哭。委员们也懵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国家体操队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训练。

几乎是闪电般的速度，一笔特批资金购入了技术领先的除尘系统，粉尘问题从此消失。

体操队魂迷“古墓丽影”在北京体育大学还叫中央体育学院的时候，学校南门外的小清河里还有鱼儿游过。1954年初，学校新竣工的南体操馆，把刚刚成立几个月的中国体操队吸引到了这里。

在小清河与学校中间，有一片面积不小的松林，由于其中兀立着几个坟头，即便在白天也很少会有学生从其中穿过。但每个周六的晚上，体操队的吴树德总是兴致勃勃地跑出宿舍往这里钻。体操女队的兰亚兰，他的心上人，就在松林深处等他。

坟头边的幽会，也许在长达55年的训练局历史中，仅于1954年的中央体院发生过。

北五环天然的封闭条件和队员们从早到晚的相处，助燃了体操队少男少女们的青春激情。为了防止感情的发展影响日常训练，贺龙给训练局的队伍规定，未满28岁和25岁的男女队员不准结婚，未满23岁和20岁的则不准恋爱。“你们一心一意训练，以后岁数大了，个人问题组织会帮忙解决的。”领队苦口婆心。

而1934年生的吴树德，距离获得训练局的“恋爱资格”，尚有两年时间。在青春可人的兰亚兰面前，他并不打算耐心等待。

实际上，没有耐心的不只是他。由于当时的体操队跟外界接触不多，很多队员的个人问题直接就在内部“调剂”了。在坟边恋爱发展的鼎盛时期，松林中一共能钻进4对体操队员。战友们和平共处，互不干扰。

[演变史]●1951年12月，中央体训班成立，这是训练局的前身，地址设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

●1952年5月，中央体训班更名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体育训练班，地址设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前身）。

●1954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体育训练班更名为中央体育学院竞技指导科。

●1956年，北京体育学院成立后，中央体育学院竞技指导科随即更名为北京体育学院运动系。

●1963年，北京体育学院运动系更名为国家体委运动员管理局。此后，训练局的地址就落在了崇文区体育馆路2号。

●1978年，国家体委运动员管理局更名为国家体委训练局。

●1997年，国家体委训练局更名为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地址在崇文区体育馆路4号、天坛东路50号。

[想当年]●燕京大学时期，所谓的中国国家队，只有男女篮球队、男女排球队、一支只有两个队员的田径队，和一支只有一个人的举重队。当时每吸收一名新队员，大家就到操场上全体集合，唱歌迎接新同志。

●八一成立体操队时，吴树德每天在一个平房的套间里练习。由于空间不够，他把连接两个房间的门打开，从一个房间助跑，穿过那扇门，在另一个房间空翻，落地。

●上世纪50年代中期，训练局运动员每天的伙食标准涨至6个工资分（1个工资分相当于2毛5分），也就是1块5毛钱。由于运动量相对较小，乒乓球队的标准一度被定为5个工资分，这2毛5分钱的差距，曾经引发队伍的集体抗议。

●中央体院时期，由于不知道如何在训练中进行保护，体操队的很多队员摔出了脑震荡。有人摔后缓过劲来，莫名其妙地冒出一句：我要上颐和园划船去！

●逢年过节的时候，北京体育馆总要组织演出慰问工农兵，国家跳水队的队员们总会奉上包括骑自行车跳水在内的各种滑稽表演。

[二三事]天坛公寓是训练局的运动员宿舍，位于天坛东路50号，距离训练场馆1.7公里。行走在天坛公寓附近，和世界冠军相遇是很容易的事情。

●由于不同项目运动员身材差异较大，训练局一直酝酿着改造部分运动员的房间。作为样板间，姚明的房间不但拆掉了屋内的一些隔断，同时将卫生间的马桶抬高，1.2米×2.4米的床也是公寓里面最大的。

●公寓每月为运动队接收邮件上千封，其中有很多是队员们网上购物的订单。让公寓内的服务人员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游泳运动员周雅菲，她的网络订单常常一个星期能来四五件。

●运动队外出比赛或者集训，队员和教练常常把自己养的花草和金鱼搬到公寓一楼的管理室内，由管理员帮忙照顾。

●接送运动员训练的班车也由公寓处管理。每年，司机能在车上捡到几十部手机和笔记本电脑，运动服、运动鞋和MP3更是不计其数，丢三落四是年轻人的通病。

●男篮住四楼，女篮住五楼。那时姚明每个晚上都得在四楼和五楼之间溜达几趟。姚明说：“她们女的，就在我们头顶上作威作福。”现在，他已经娶了头顶上的叶莉为妻。

训练局存废思辨体育馆路4号，这块夹在天坛公园和龙潭湖公园间的方寸之地，即便在最新版的北京地图上都语焉不详。今年1月1日，武警+警察+保安的全新戒备方案正式上马，神秘色彩登峰造极。

如今，训练局内体育场馆的建筑面积为9.6万平方米，这个刚好占国土面积亿分之一的小弹丸，出产了整个国家七成以上的奥运冠军。而在北京奥运会的圣火熄灭前，这里的主人有着共同的目标———“金镶玉”。

但训练局作为举国体制的产物，在2008年奥运会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后，它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

训练局副局长孙为民称，无论以前还是以后，竞技体育都有提高国民凝聚力的作用，它是不可或缺的。“中国体育的基层培养力量无法和美国相比，发掘出了好的苗子，在地方却没有优秀的教练和完备的设施去训练，所以只能从一开始就把他们带到训练局，提供优质的保障。”孙为民说，当训练局体制可以改变的时候，一定会有两个前提：一是我们的基层体育有了长足发展，二是国家的经济实力有了质的飞跃。

有意思的是，在我们反思举国体制的同时，别人也在倾慕我们的举国体制。美国奥委会竞赛部负责人罗什对中国代表团在雅典奥运会上的优异战绩极尽赞美，公开表示要借鉴中国的某些做法。实际上，这种借鉴已经局部开始了。美国体操队在雅典奥运会上表现出色，正是得益于“体操振兴计划”，这一计划与我们的“119计划”（振兴田径和水上项目）异曲同工。

专题撰文/图特约记者李岩（除署名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