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金融双向开放，在《建议》中同样被重点提及。市场人士认为，这意味着作为中国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募基金业“双向开放”将进入新阶段。目前，基金行业已全面放开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多家海外资管巨头布局国内基金市场在提速。与此同时，为了提供境内投资者开展全球资产配置更多的选择，本土公募基金正以更为积极的态度布局境外市场，多家公募开始在新加坡等境外地区设立公募基金管理子公司，并积极布局QDII基金和投资境外市场的主题基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盘和林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推进金融双向开放，确定了我国深化改革开放的总体大方向。这说明金融开放不是中国单方面开放，开放是对等的。对于公募基金行业而言，双向开放意味着打开了资本的双向流动，国内公募基金进入国际舞台将获得更广阔的市场和投资渠道。”
近年来，公募基金对境外市场的重视日益剧增，正逐渐成为资本市场对外开放重要的先行者和受益者。
首先，公募基金产品正在积极“走出去”，以QDII为代表的公募基金跨境投资通道正有序开放。根据中国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月底，我国131家公募基金管理公司中，具备QDII资格的已达46家，公募基金QDII累计批准额度合计522.4亿美元，投资市场涵盖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和绝大部分新兴市场。
其次，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的步子也越迈越大，多家公司落“子”境外。目前已有20余家实力不俗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在中国香港设立子公司，部分公募基金管理公司在新加坡、日本、欧洲、美国也设立了子公司或办事处。
博时基金相关负责人向《证券日报》记者透露：“作为博时基金全资子公司，博时国际专注于在大中华区市场投资管理能力的延伸，主要目标是为海内外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提供一系列资产管理服务和产品。截至2020年12月31日，博时国际的管理资产总规模已超过651亿元人民币。”
事实上，不少已获QDII额度的基金公司仍在逐渐推出QDII基金新产品，目前至少有富国全球消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等17只基金在排队审核。更有12家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瞄准境外市场，正排队申请QDII业务资格。
布局境外资公司方面，目前还有鹏华基金等4家基金公司在等待境外子公司设立的批文，其中汇添富基金向证监会提交了在美国、新加坡设立子公司的申请，中银基金向证监会提交了在新加坡设立子公司的申请。
除此以外，依托沪深港通、互认基金等制度创新的推进，本土公募基金公司境内外投资进一步畅通，迎来互联互通的新机遇。
汇添富基金董事长李文认为，公募基金的对外开放可以为客户提供更加多元化、全球化的产品和服务，再进一步分散风险的同时，更好地分享全球优质资产的收益。与此同时，公募基金也可以积极践行ESG责任投资，通过“走出去”，持续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博时基金董事总经理曾鹏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港股市场上市公司质量将得到显著提升、港股通公司和A股的相关性也将更强。境内投资者由于本土市场研究优势，对相关公司的定价也将更加迅速和长期。另外，港股市场机构化特点将得到进一步加强。而公募基金将成为中国个人投资者参与港股的重要工具，未来境内公募基金也将成为港股市场的重要参与主体，将进一步强化港股的机构化特点。”
海外资管巨头在国内基金市场同样摩拳擦掌。在2020年4月1日，海外资管巨头贝莱德、路博迈向证监会递交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设立申请材料被正式接收。8月21日便正式获批，成为我国首家获批的外资全资公募基金公司。
5月19日，全球最大投资管理公司之一富达国际也加入到申请中国公募牌照的行列中。此前富达国际旗下私募基金已面向中国机构和高净值投资者发行了多只在岸权益和固定收益投资产品。此后范达集团、联博、施罗德也陆续提交了公募牌照申请。至此，已先后有6家海外资管巨头申请我国公募基金牌照。
除直接申请公募基金牌照外，也有外资通过增持合资公募基金公司的持股比例，以谋求控股。如摩根资管拟收购上海信托持有的上投摩根剩余的股份，将持股比例增至100%，外商绝对控股公募基金呼之欲出。另外，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发布公告表示，全资子公司华鑫证券拟转让持有的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36%的股权。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总经理王鸿嫔曾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透露，摩根士丹利此前明确表示过会持续增持公司股份，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在2019年7月份被摩根士丹利相对控股后，也一直要求与摩根士丹利进行“标准对接”，以保证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提供的是具有华尔街一级大行等级的服务。
伴随《建议》中明确指出要推进金融双向开放，本土公募和外资公募基金均将迎来治理与考核机制等新挑战：立足于全球行业整体发展，中国本土公募基金尚处在起步阶段；海外资管巨头或面临“水土不服”的困境。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董希淼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金融双向开放，不但要‘跑得快’，还要‘走得稳’。应适当把握金融业开放的节奏和力度，防范由此衍生的金融风险。同时，要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分析和预警。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应努力构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大国金融体系，不断提升金融业竞争力和影响力，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中争取更多的话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