骚扰电话越来越精准,整治难点痛点何在?专家指个人信息泄露

2021-10-15 17:38浏览:{{read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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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一实测研究院在今年7月1日-9月15日,对近50名志愿者进行为期两个多月的跟踪记录,结合1000多份“关于骚扰电话的用户感知度调查”情况分析,发现受访者收到骚扰电话的频率与手机使用时间、话费套餐有一定关联;受访者收到骚扰电话的类型以广告营销为主,且多数存在“精准”推销的情况。

“频繁收到推销电话,真的是因为你把个人信息泄露出去的吗?”

为解决电话骚扰难题,推进社会共治。奥一实测研究院在2021年网络安全周期间推出《骚扰电话整治》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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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一实测研究院在今年7月1日-9月15日,对近50名志愿者进行为期两个多月的跟踪记录,结合1000多份“关于骚扰电话的用户感知度调查”情况分析,发现受访者收到骚扰电话的频率与手机使用时间、话费套餐有一定关联;受访者收到骚扰电话的类型以广告营销为主,且多数存在“精准”推销的情况。

个人信息是怎么被对方获取的?精准营销与精准骚扰之间应该如何界定?奥一新闻记者采访了浙江大学教授、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王春晖,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高艳东,独立电信分析师付亮,“网络尖刀”安全团队创始人曲子龙等人,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个人信息泄露是各种骚扰的开始

“最近经常会接到一些莫名其妙的推销电话,对方不但能准确说出我的名字,还能知道我做的一些事情。”珠海市民王先生(化名)最近遇到了“糟心事”。两年前他在某网贷平台借了一万多元的贷款,已按时还清。但时隔两年后,依然有人向他推销贷款,更为“恐怖”的是,最近突然有人开始向他及身边朋友、亲戚拨打催债的电话,王先生感觉受到了骚扰,更担心亲戚朋友“上当受骗”。王先生通过“12321受理中心”公众号对这些骚扰电话的号码进行了举报,“我就想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我的信息的?”王先生告诉记者,截至发稿前,暂未收到回复。

王先生的遭遇并非个案,奥一实测研究院在对50个志愿者长达两个多月的跟踪调查中,共记录到骚扰电话近1000个,众多骚扰电话究竟是如何产生的?“骚扰电话的产生与个人信息泄露有关。”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高艳东表示:“一系列的信息泄露助长了骚扰电话有针对性地对特定公民的骚扰。”

个人信息是怎么被泄露出去的?独立电信分析师付亮告诉记者:“因为社交等需求导致个人电话号码成为半公开的信息,可能会被商家从一些公开渠道获取。而这些信息一旦被不法分子违规利用,就会产生骚扰甚至诈骗”。

民间非企运营互联网安全组织“网络尖刀”安全团队创始人曲子龙分析指出:“生活中处处存在数据泄露的场景,且由于涉及环节多,往往难以溯源。”

曲子龙进一步指出,以房产相关骚扰电话为例,公民在房产买卖关系建立过程中,开发商、物业、中介、银行甚至第三方系统的开发公司及运维公司都会掌握买房的相关个人信息。只要其中一个参与环节存在不法分子,将个人信息进行倒卖,便会造成信息泄露。

此外,记者从反诈中心了解到,日常生活中一些“司空见惯”的情景也可能造成信息泄露。例如,连接公共场所的免费WIFI、浏览不知名的小网站、部分App隐私条款、参加街头的“扫码送礼”活动等,都可能给不法分子窃取个人信息留下机会。


精准营销与精准骚扰之间缺乏统一界定

近年来我国一直加大骚扰电话治理力度。早在 2018年,工信部等13个部门就印发了《综合整治骚扰电话专项行动方案》,在全国开展综合整治骚扰电话专项行动。2020年6月,工信部印发《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加强呼叫中心业务管理的通知》,要求抓住“市场准入、码号管理、接入管理、经营行为管理和违规处置”5 个环节,严厉打击骚扰电话。

据电话邦大数据分析显示,2020年用户号码标记总量达15.07亿次,较2019年增长了19.44%左右。为何骚扰电话屡禁不止?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高艳东指出,问题症结是对于“骚扰电话”仍缺乏统一的界定

奥一实测研究院的《骚扰电话用户感知度调查》显示,“商业营销”电话是最常见的骚扰电话类型,占比91.54%。但商业营销电话对于有需求的接听者而言并不一定是骚扰。

广州市民曹小姐(化名)告诉记者,自从她办理了某银行的信用卡后,就经常收到该银行客服人员的电话,推荐她办理银行的商业医疗保险。“不接听,他们就隔三岔五来一个电话。”但在了解保险的具体内容后,结合现实情况,她购买了适合自己的保险。“营销电话也并非完全是骚扰,有时候确实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

曲子龙指出:“骚扰电话因不同用户的感知度差异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同,其定义并未统一。这便造成了整治过程中的一大难点,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整治的精确性。而通话内容属于用户隐私,运营商无权监听,仅能根据一些规则判定是否为骚扰电话,便易存在误判。”

如何划清商业营销与骚扰的界限?独立电信分析师付亮认为,合理电话营销的底线应该是用户明确表示无需求后,不再收到相关电话。

但是当前许多骚扰电话是从专业的外呼平台下发,均为虚拟号码且来电时不会显示真实号码,无法回拨,给运营商及相关部门取证带来较大困难。曲子龙表示:“一个号码可能是多个经营平台在使用,很难定义某个电话就是骚扰电话。”


违法成本较低,无法形成足够震慑

除了“骚扰电话”难以界定之外,对于骚扰电话发出方而言,处罚力度轻、利润高,是“骚扰电话”频发的另一主要原因。

今年6月,广州警方抓获一个利用互联网架设“24云呼”平台,干扰公民手机通讯的新型犯罪团伙。据警方介绍,“犯罪分子仅花费26元就能恶意呼叫5000次。”

与此同时,有业内人士指出,购买用户个人信息价格并不贵,且能够反复利用、交换,因此总的成本低廉。一旦交易成功,商家就能盈利。即使没有立刻交易成功,也能起到广告宣传的作用,有利于培养潜在客户。对于目标客户,少则打几次电话,多则打十多次电话,“营销成功率可以达到20%左右。”

据2020年工信部刊发的《通信短信息和语音呼叫服务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下简称《意见稿》”)显示,违规企业将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也就是说“骚扰电话”违法成本不超过3万元。


专家:加强源头治理,对企业电话进行备案

如何更好治理骚扰电话?付亮表示,需要提高骚扰电话需求方的违法成本,例如针对一些典型骚扰行为进行查处,作出大额罚款等。让骚扰电话拨出者对电话骚扰“望而却步”。

曲子龙则认为,或许可以采取“营销电话都需要向相关部门备案”的方式。在备案后,营销电话使用者必须关联到指定的某一个企业,不可交叉使用,相关部门可将数据下发到手机厂商,当用户接收到电话的时候可以明确知道来电是“银行信用卡中心”、“XX企业”,自主选择接受或是挂断。

要治理越来越精准的骚扰电话,个人信息泄露的源头需要堵上。2021年9月1日,《数据安全法》正式施行。而《个人信息保护法》也将于今年11月1日正式施行。

《数据安全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任何组织、个人收集数据,必须采取合法、正当的方式,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数据。法律、行政法规对收集、使用数据的目的、范围有规定的,应当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目的和范围内收集、使用数据,不得超过必要的限度。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十六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处理个人信息,或者处理个人信息未履行本法规定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的,由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对违法处理个人信息的应用程序,责令暂停或者终止提供服务;拒不改正的,并处一百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高艳东指出,我国目前已有对骚扰短信规制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法规约束,尚缺乏相关规制骚扰电话的法律。因此《数据安全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将对骚扰电话的治理具有积极意义。骚扰电话得以存在的重要基础便是个人信息的大量泄露,两法颁布后,将从源头减少信息泄露。与此同时,有关部门在处置骚扰电话产生者时将有法可依,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对骚扰电话行为进行直接的法律惩戒。

浙江大学教授王春晖表示,个人信息是互联网经济最宝贵的资源之一,不仅是商业竞争的角力点,更是众多诈骗活动的‘金矿’。”王春晖介绍,目前已形成网络信息需求、盗取、交易等完整的黑色链条,“国家有关方面一直出重拳切断、打击这条黑色产业链的源头”。

“一旦个人信息泄露,危害就水到渠成了。”个人信息是如何被不法分子获取,应用于电信诈骗、恶意营销等不法渠道的?下期将推出“个人信息倒卖黑色产业链调查”,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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