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三孩”生育政策出台之后，长沙师范学院教授胡桂香在湖南沅江市草尾镇西村进行了大约一个月的田野调查，她访谈了20位西村的农村育龄妇女，发现这些农村女性在面临三孩生育抉择时，很有可能从城镇返乡在农村当地生育，而丈夫为了维持多孩家庭生计，则仍然外出打工，农村女性不得不承担大量子女照料的家庭劳务，成为“留守妻子”。

这一研究发表在《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上。2月23日经媒体援引报道后引发讨论。

胡桂香在文章中称，农村女性外出打工往往没有固定的属于个人的住房，没有够长的带薪产假，没有享受流入地的生育保险政策，在城市生育成本太高，在月子里无人照顾等等，都使得怀孕妇女回家孕娩成为首选。

她认为，对于农村女性而言，外出打工最重要的一点是使她们能够重回公共领域，提升经济上的优势，然而一旦生育尤其是多孩生育，她们就不得不撤回到家庭。

胡桂香认为，从家庭角度来说，抚养孩子所带来的经济压力是首要因素，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都会面临相同的经济问题。相比职业女性，农村妇女受到的影响更多。生育配套政策和公共服务应该要更加关注农村女性和农村家庭。

胡桂香此前在湖南女子学院任教，现在是长沙师范学院教授，湖南省妇女儿童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长期关注农村女性和生育政策。

南都对话：

农村的三孩生育意愿可能还没有城市高

南都：你为什么会想到去这个村做关于三孩生育意愿的研究？

胡桂香：我在研究中一直关注的问题就是计划生育，从上个世纪50年代-80年代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到后来生育政策的一次次调整，单独二孩、双独二孩、全面两孩到三孩生育政策我一直在关注。西村是我做研究的一个田野调查点，我所做的就是追踪这个村里的情况。我的视角是关注农村妇女，关注她们的想法，研究主要通过口述史料、问卷调查、实地走访等形式蹲点开展。关于这个村三孩生育意愿研究其实是这项研究的延续。

南都：你在研究中发现，生育使农村妇女不得不选择成为留守妻子。怎么来理解这个现象？为什么她们会做出这个选择？

胡桂香：这其实是一种无奈。这个现象其实应该这样看，当农村妇女面临这种处境以及这种处境下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她可能就不会考虑去生三孩。即使她们有生孩子的意愿，可能也不会付诸行动。

农村很多年轻人在外地打工，不仅是男性外出打工，很多女性也外出打工，或者是夫妻一起出去。当这些女性要生育时，这些女性通常会回到村里。现在，如果是要生三孩，这种“返乡生育”的情况可能更普遍。一孩家里可能帮忙带，二孩可能也勉强可以交给留守老人，但是三孩的话，这些女性很有可能就得自己回家乡了。很多农村女性的工作本身就不是稳定的岗位，更多是灵活就业，这类人群在生育时，放弃了本来的工作，回到农村，配偶可能为了维持经济，就选择外出，这是农村家庭的一种无奈，也是农村女性在做三孩生育抉择时的一个主要的顾虑。

南都：在访谈中有没有女性选择不回农村，仍然在城市生育、养育孩子的？

胡桂香：也有，这些仍然留在城里的女性通常觉得自己目前的工作待遇还不错，企业也会有产假等一些最基本的待遇保障。她们在前期打下了一定的经济基础。这种情况下，这些女性可能就会在城里完成生育。但这类家庭目前在我所调查的西村，不是普遍的情况，而且这些家庭也会在未来面临孩子上学等各种问题。

南都：我看到你在西村的研究中，这些农村女性生育多孩的意愿很低。

胡桂香：我个人的感觉，农村的三孩生育意愿可能还没有城市高，因为她们面临的生育带来的问题可能要更多。生育配套的一些社会政策考虑的更多是城市的妇女，特别是有单位的女职工，比如法定的产假、以及用人单位提供的各种补助等，农村女性享有的这类保障措施是比较少的。但是不要忽视了，农村妇女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可以说，她们是当前生育的主力军。

南都：西村的这些女性是真的不想生，还是迫于各种条件决定不生？

胡桂香：我觉得都有。目前处于育龄的人群基本上都是80后、90后，很多人可能自己也是独生子女，也感受到了独生子女面临的养育后代、照料父母的压力，他们自身的生育观念也一定在跟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当然，农村女性在生育时享受到的各类保障不足，也影响他们的生育意愿。

2月8日，村民在康乐县一家乡村就业工厂电子器件生产线上工作。村办企业为留守妇女提供了就业岗位。 新华社发

生育政策缺乏对农村女性关注

南都：社会政策在关注生育时，是否缺少对农村女性这一群体的关注？

胡桂香：没错。其实农村女性在生育时的顾虑是很多的，有的问题放在不同的城乡环境里去看，也会有所不同。

比如，农村各类的配套设施都和城市有很大差距。我所调查的西村边上的另一个村，受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生源不够，小学与初中都撤销了，目前没有小学，没有初中，也没有幼儿园。家长们要商量包车上学，也有的家长要到当地乡镇去租房陪读，一年的开支其实很大。此外，农村的小孩托幼与教育问题比城市更为困难。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尚不完善，教学质量也不如城市。

南都：很多人在说要给生育的女性减税，或者将0-3岁婴幼儿的养育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的附加扣除，这些政策也难以覆盖到农村女性？

胡桂香：此类政策考虑的还是城市有稳定职业的女性，我觉得跟农村妇女关系不大。农村女性通常没有稳定就业，很多人的收入还达不到缴纳个税的起点。从我了解到的情况看，他们如果在当地市区工作，工资就只有2000多元；如果是在大城市打工，工资一般只有4000多元。

南都：从访谈的情况看，农村女性需要什么样的生育保障呢？

胡桂香：在访谈中，我其实不太会去问她们，“你们需要什么样的保障制度？”很多人对生育保障制度也不一定有概念，但是我们会聊到，比如说产检一般去做什么？会做多少次产检？会不会有报销？生产的时候有没有报销？她们会说，产检很贵，不会经常去做，这些信息其实也从侧面提示了我们应该给予农村女性哪些更好的服务和支持。

如果我们可以向她们提供免费的产检，就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她们的一种顾虑。从长远看，我还觉得要让她们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生育保险不是只有生育医疗报销这样一个功能，她们不应该因为生育被剥夺劳动的权利。

在辽阳县壮大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女工人在收集分拣鹌鹑蛋。新华社发

“夫出妻守”模式损害了女性经济权益

南都：农村的公共服务短板问题在“三孩时代”会更加暴露出来？

胡桂香：我自己是职业妇女，在学校教书，在做这个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农村妇女的生育保障其实比职业妇女要弱很多。

一些农村妇女可能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概念，她们可能觉得自己没有产假，可以回到农村，可以休息很长一段时间，好像是一直在休产假。职业妇女有产假、有生育保险等，这些都是农村妇女缺少的保障。有产假，实际上意味着妇女至少可以在生育后回到工作岗位上。

南都：在农村，“男性外出打工，女性留守家庭”这种养育模式可能在三孩政策下被强化和突出，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是家庭承担了过重的育儿负担，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都是如此，而农村的生育保障不足，家庭的压力和负担就显得更重？

胡桂香：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如果没有针对农村妇女这个人群的特别有针对性的支持性措施，可能就会导致家庭选择这种“夫出妻守”的模式，而这实际上更多损害了女性的经济权益。

在农村，受到传统性别的劳动分工的影响，女性的这些情感劳动、家务劳动的付出不仅得不到男性的重视，男人们也认为这是女人们应该做的事情，是一种无报酬的劳动。如果男性没有建立性别平等的观念，认为自己是养家糊口的人，看不到女性的付出，那这就可能会造成女性在家庭中的劣势处境，无疑也会影响她们的生育意愿。在访谈中，很多女性在留守农村时要向在外打工的丈夫要钱，一些丈夫会无条件地给她生活费用，但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

2月14日，甘肃省陇南市文县中庙镇联丰村村民在栽植茶树。新华社发

政策制定者应看到这个人群

南都：您访谈的女性对于自己个人的发展有怎么样的期待？

胡桂香：我的感觉是她们有一种无奈或者茫然。在个人发展上她们不一定有自己的规划，在外打工至少自己有一份相对稳定的收入，但如果要生育特别是生育两三个孩子，那么就不得不回归家庭。她们更多考虑当下吧。

南都：我注意到，你的研究关注到很多微观层面的问题，比如生育对家庭夫妻关系、婆媳关系的影响。比如，你发现，三孩生育政策让农村女性面临更多来自婆婆的压力。而“夫出妻守”的模式让夫妻关系遭遇挑战。

胡桂香：我在做性别研究时，会立足于女性的视角，在我看来，这些女性是活生生的人，她们有自己真实的感受，当政策的实施影响到她们，我们应该去尝试看到她们真实的想法。

南都：你有没有了解过，这个村子的样本背后真实的群体究竟有多大呢？

胡桂香：我以前在做博士论文时也有这个困惑，这个村子的代表性有多大呢？我导师当时对我说，你不要有野心，你代表不了谁，你就代表这个村，你所展现的就是这个村子里的女性。如果有人发现和这个村子相似的情况，引发一些思考的时候，这个研究的目的就达到了。

现在这个研究就还做得不够深入，政策实施时间也不长，我想把这些农村女性的想法展示出来，也希望各个层面的政策制定者看到并考虑，如何去除这部分女性的顾虑。

南都：接下来还会继续做跟踪研究？

胡桂香：是的，我做这个研究是在2021年七八月份，政策刚出台没有多久，这个时候去问她们是否愿意生三孩，很多人是不愿意的，家庭的生育决策会有一个过程。未来配套措施如果到位，她们的想法也可能会有变化。接下来是否会有一些变化，还需要做跟踪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