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6日，全国人大代表蒋胜男建议，应该逐步放开公务员录用的“35岁门槛”，倡导全社会招工消除职场年龄岐视，并进而要求整个社会（企业）取消对招聘者年龄的硬性设限，帮助再就业人群打破35岁年龄限制。

2022年度“国考”  新华社发

根据国家公务员局网站2020年1月8日发布的“公务员录用规定”显示，公务员报名条件明确规定为年龄为十八周岁以上，三十五周岁以下。

这个要求，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应该看到的是，公务员系统有自己独有的特征。公务员体系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基层招收新人，经过多年历练、淘汰，一步步地升迁。公务员体系很少出现从社会招聘中高层职位的事情。公务员体系内部也不存在个体意愿的跳槽，都要服从组织安排。

这些特征注定了考公务员，一定是从基层干起。基层工作相对工作量大，压力大，更重要的是，收入少，对于35岁以上的人来说，经济压力大，收入不能应对开支，就很难坚持下去，流动性就会升高。另一方面，人年龄大了，还做着基层工作，比自己小的人领导着自己，心态上也比较微妙。这些因素都使得公务员招考更倾向于年轻人，设定小于35岁的门槛。

但是，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的工作也是复杂的，有社会阅历，有行业经验的人，在公务员的基层工作中，甚至更占有优势。35岁甚至更年长者，充分发挥他们已有的能力、人脉、经验，为国家服务，是一件好事。

而且，公务员招考不应该仅仅是人力资源逻辑，还有公共逻辑。政府部门的所作所为，在整个社会有很强的示范效应。政府部门对年龄采取门槛政策，其他企业就会效仿。正如蒋胜男所言，公务员考试取消35岁门槛限制，将对全社会起示范性作用，成为社会组织、个体行为的参照准绳，有利于解决就业市场年龄歧视，对于全民生育婚恋养老和社会心态都有着巨大影响。

所以，将35岁作为一个公务员招考的限制，并无工作需求上的必要，在社会示范性上也不应该。

这个道理放在企业招聘员工也是如此。随着学历“通货膨胀”，很多年轻人35岁时才读博读硕毕业，刚刚进入社会，开始工作。这个年龄段，也正好是刚毕业工作几年，结婚有了孩子，父母可能已经退休，正好是最需要用钱的时候。有时候遇上35岁的门槛，找工作就会遇到困难。

以研究家庭、犯罪和歧视问题闻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教授，给“歧视”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只有当歧视者愿意放弃一定的利益，例如收入、利润、工资，或者享受，以便满足他个人的偏好时，才是歧视。简单地说，只有当一个人情愿伤害自己的利益，也要表达瞧不起，或损害另一个人，才叫歧视；否则，只能叫出于自利的择优。

企业设立35岁的门槛，目的是为了择优，但实际效果，却很可能相反。改变、提升企业的观念，是企业与就业者的双赢。

当然，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在老龄化这个更大的趋势下，招不到人，自然会放宽年龄限制。当下，随着越来越多制造业、城市服务业缺工常态化，35岁的求职年龄门槛已被悄悄打破。前段时间，出现“老板排队等着被工人挑”的新闻，显然，这种场景下，老板没办法对年龄保持苛求。

这会是未来的长期趋势。在韩国，有420万老人在工作，大多数人成为快递员、保安和清洁工。统计显示，韩国人平均工作到71岁才会真正休息。日本的情况也差不多，很多低端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年纪也相对偏大，观察出租车司机的年龄就会发现这一点。现在的中国，显然没有快递公司会招收71岁的快递员，但是，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加深，这一点一定会改变。

所以，以公务员招考为切入点，消除年龄歧视，有助于提高35至50岁甚至60岁的劳动力人口的工作积极性，使其成为我国未来即将步入的老龄化社会劳动力市场的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