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发生后，机上人员的亲友如何渡过难关，成为人们共同的牵念。除了有形的支持，心理援助同样重要。据“3·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心理救援专家组组长尹平介绍，事故发生当晚，第一批专家已抵达广西开始工作。目前，这支由99名心理专业人员组成的队伍已按2人一个小组，对接到每一个涉事家庭，并会同梧州市组建的千人心理援助队，对来梧的家属和数百名参与救援的人员开展了心理辅导。
与此同时，南都记者注意到，多个高校的心理学研究团队、心理咨询机构，也向此次事故的相关人群伸出援手，为有需要者免费提供心理服务。
志愿参与其中的广州“90后”心理咨询师谢嘉妍对南都、N视频记者说：“事情发生一周了，如果你仍然觉得自己的生活、工作等很受影响，不要一个人去扛，你身边总有人愿意‘被麻烦’，我们这些心理学的从业者也非常愿意提供帮助。”
“3·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救援现场。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 摄
心理专家第一时间集结梧州
3月26日，“3·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国家应急处置指挥部确认，航班上的123名旅客和9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悲讯突如其来，最令人揪心的是，遇难者的亲属如何经受这一切。在家属从云南、广东等地赶赴事故现场时，首批50多名心理专业人员也迅速集结、就位。深山夜幕下，对家属的心理危机干预和事故现场的搜救同时展开。
担任“3·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心理救援专家组组长的尹平，长期任职于广东省精神卫生中心（广东省人民医院），并为国家卫生应急处置指导专家、广东省心理危机干预联盟副主席。2003年，他是中国首位进入“非典”病区进行心理干预的心理工作者，荣立广东省抗击非典三等功；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曾赴震中映秀镇专门从事灾后心理危机干预一个月；新冠疫情暴发时，又作为广东省援鄂心理医疗队专家组组长前往武汉。
事故发生后，尹平介绍：“受国家卫健委指派，我们4个专家第一时间出发，当晚10点就到了广西。我们一到，当地的队伍也到了，在国家卫健委、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的领导下，当天就开始了心理援助工作。”
一些官方公开的准确数字，记录了这个团队的争分夺秒。
3月2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3·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国家应急处置指挥部介绍，截至26日12时，累计接待80名乘客的来梧家属共计493人（555人次），涉及17个省份的74户家庭。累计开展心理评估747人次，开展心理辅导1182人次。
3月2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尹平通报：“我们的心理援助队总共有99名心理专业人员，其中国家级专家5名、省级7名、地市级专家72名。一共分为12个工作队，分别入驻11个家属安置酒店（梧州市区7个，藤县4个）和1个事发现场的祭拜点。按2人一个小组对接一个家庭提供全程心理援助服务。”由于救援人员一直暴露于灾难现场和悲伤的情景中，同样会有心理创伤，他们也已对432位工作人员开展心理辅导，累计辅导736人次。
在3月2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梧州市市长钟畅姿提到，事故发生后，该市抽调医护人员、心理专家等1180人组建了心理援助队，按照一户一策一专班的原则，及时提供心理、生理健康服务，注意倾听和搜集家属的诉求，最大限度满足家属的合理需求。
此外，东航方面也表示，第一时间成立了专班，对9名机组人员的家属开展安抚工作，派员进行陪护和心理疏导；在心理援助专家的指导下，提前对旅客家属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和安抚，倾听家属的倾诉，减少情绪冲击，努力解决他们的困扰和问题。
谢嘉妍。受访者供图
事故发生后，为什么要把心理援助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广州红树林心理咨询中心高级心理咨询师谢嘉妍告诉南都记者：“遇到这种急剧的创伤性事件，没有一个缓冲期，可能会产生一种‘急性应激障碍’（ASD），通常表现为两种情况，要么就是反应很强烈，要么就很抑制，甚至否认，没办法从这种悲伤的情绪中走出来，影响到接下来的生活和工作。这时候，我们就有必要及时地进行一些心理疏导，以防止它沉积下来，变成‘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重大事件中的心理援助需要分层次展开，谢嘉妍认为，首先要关注的是这些直面情感创伤的家属，第二类就是在现场参与救援的工作人员。“我注意到，现场土层掩埋得很深，天气条件又这么恶劣，一线救援人员还面临着时间上的紧迫性。如何保证这一批人的情绪不崩溃？这同样也是心理工作者需要去帮助的部分。”
普通人也要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
“从事情发生到现在，我一直盯着各类滚动信息，看其中有哪些是我们能做的。”谢嘉妍告诉南都记者，自己的家人对此颇感不解，但她身边很多心理学出身的朋友都是不约而同，“我们觉得心理学的训练在这时能起到大作用，不管轮不轮得到我，都要先有所准备。”
她也将助人的想法告知了自己平时挂牌的广州红树林心理咨询中心，结果发现想尽一份力的同事还有很多。
3月24日，她们就组织起了25名专业心理咨询师，建立了7×12公益援助热线，为MU5735机上人员的家属、亲友、同事等相关人员无偿提供1对1的心理援助。
活动海报做出来，谢嘉妍第一时间转到了自己的微信朋友圈，上面放着大大的二维码。她没想到的是，自己有一位直接联系人，就是其中一名遇难者的中学同学。这起事故在他们整个班级造成了震动，因此得知有公益援助渠道，很多人都去预约。
谢嘉妍说，如今心理危机干预已有一套基本流程，但因为每次面临的情况不同，很多时候仍需倚赖心理工作者的经验，“在具体方式上，有一些是通过电话，有一些是社区性的，而像我们这一次都是面谈，主要目的在于调整来访者的认知，改善应对技巧，帮助他们回归日常生活，重新找到一个支持系统。”同样的创伤性事件，对每个人造成的影响可能会有很大差异，这与个体的人格、认知、应对方式，乃至当时的身体状况都有一定程度的相关，“对于重点人群，我们要先对他/她目前的状态做一个评估，无论是情绪状态还是精神状态，之后才可以决定做些什么样的干预，还要对他们进行持续的心理状态监测；如果是相对远一点的关系，可能会做一个团体性的心理危机干预；如果是普通群众，可能只需要停止社会层面上过度的情绪渲染，一般在几天或者一周之内就可以恢复了。”
不过，总会存在一些心肠很软的人，没有办法靠自己很快地走出这种悲伤，谢嘉妍提示说，这类人群也有可能陷入心理危机，需要有意识地寻求心理干预。
“我们可以留意一些心理健康状态方面的‘讯号’，比如说事情发生一周了，如果你仍然觉得上班或者学习的时候没办法集中注意力，会不停地想起这个事情，一直失眠多梦、容易回忆起之前的场景，或者因为一些小事而烦躁、抑郁、情绪低落……出现这些情况，其实就已经需要找援助了。当然，未必要做正式的心理咨询，可以去进行一些心理辅导，哪怕跟朋友一起讨论一下，或者写下来，都是有用的，千万不要一个人去扛。”
尹平在接受央视新闻的采访时表示，目前遇难者家属仍处于急性应激障碍阶段，对他们的心理危机干预，最重要的是给予正确的、有意义的陪伴，去了解他们在生活上需要哪些帮助，及时给到支持，而不是给他们设计一个新的路线，“拽着他们走”。
“我们现在都处于一个缓冲等待的阶段，我认为最好的是相关工作人员能够记下这些最需要帮助的人们都在哪里，默默保持一种关注度；作为民间志愿者，我们也保留着这个渠道，让有需要的人群可以走过来找我们。”谢嘉妍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