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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最具潜力新人

班宇

1986年生，沈阳人，小说作品见于《收获》《当代》《十月》《上海文学》《作家》《山花》《小说界》等刊。小说《逍遥游》入选“2018收获文学排行榜”，并获短篇小说类榜首。有小说集《冬泳》出版。

「授奖辞」

班宇以写作无限逼近的所在，是俗世，是卑微者的心，是真情或假意的往来，是希望与绝望之间的困顿，是人生的热烈、寒凉、沉重、轻盈、滑稽、苦涩熔于一炉之后的蓬勃世界，是试着和自己说话的温柔声音。出版于二〇一八年度的小说集《冬泳》，细节生猛，语言迅疾，在地方性的声口里，反讽仿佛幽默的变种，亮光潜藏成痛苦的底色，在生活巨大的轰鸣声中小心翼翼表达的悲悯，是一种存在的寂静。繁花似锦又惨淡无比，活力四射又奄奄一息，时代的悖论成就了一个小说家的犀利，也守护了那些渺小人群的命运。

「获奖感言」

对于写作这一领域来说，我也许算不上新人，我的第一篇文章正式发表于十二年前，大概五千字，在一本音乐杂志上，写的是一支美国的朋克乐队，当时痴迷于音乐，每天听十几个小时，无法自拔，写作时，亦有音符相伴，内心常怀壮烈与激荡，有许多情绪想要诉说。随后这种感情逐渐式微，被主题与现实不断砍削，所剩无几，我很怀念最初的那段时光。

直至2016年，我开始写小说，重又将此拾回。在写作过程里，我逐渐确认，经历过的许多时刻，也许是为了落笔的那一瞬间而存在，这种感觉十分美妙。美妙过后，也有愧疚，常在深夜里，质问自己，该如何去面对那些陷落于空白之处的人与事物。怎么回答都不完整，像在躲闪，唯有继续依靠写作，不断去校正，尽管始终无法命中靶心。

奖项也是一次校正的坐标，或者说一阵清脆的铃声，催促着我，休息时间已经结束，是时候端正姿势，坐回到课堂里。然而这次却没有老师与同学，空空荡荡的教室内，只剩下我一个人，与弥漫在午后光线里的灰尘进行搏击。它们是无数的影子，也可以凝为一面镜子，我在其中寻找历史与人的踪迹，错综复杂，但又无比迷恋。写小说也是寻找的一部分，更像是在跟自己对话，试着去反抗或者说服，在一个声音越来越稀少的世界里。

在我的小说里，故事多发生在北方，有贫乏与黯淡，也有怯懦与谦卑，但无一例外，星星照耀着这里所有的人。乔治·西尔泰什有一句诗，他说：我乘坐的列车长如黑夜，长如记忆。那么我想，我的这些小说，或许可以认为是其中一节车厢，满载着哀愁而坚忍的过客，映在星光之下，轰鸣着向前驶去。

获得“最具潜力新人奖”，与诸多优秀的前辈共同站在台上，对我而言，更多是一种鞭策与激励，我将力争不去辜负。所谓新旧，也许是时间上的概念。而在文学上，对我自己来讲，更愿意认为，每完成一篇小说，都要重新站到起跑线上，面对一个新的空白页，心怀无限憧憬，想着应该如何开启下一段旅程，人与作品有时就是这样相遇的。我愿意成为这样一个永远的新人，为下一次的冲刺做足热身。

南都：你是如何开始写小说的？

班宇：2016年之前，我基本是在媒体发表音乐评论，从初中时代开始，对国内非主流音乐有了一点关注，迷恋其姿态与内涵（今天也许要说，我当时所迷恋的，一部分实则出于美好的想象），受其鼓舞，所以后来开始逐渐试着用文字去梳理这些情感与背后的社会意义。

我一直写了大概十年，后来有些疲惫，我觉得透过当代流行音乐文化，已经没办法很好地涵盖我想探讨的命题，所以就换一种体裁，开始写小说。最初是参加豆瓣阅读的征文大赛，写了一组小说，即小说集里的《工人村》，获得当年的首奖。第二年的颁奖典礼上，我跟大家说，这个小说本来是想写成《俗世奇人》或者《米格尔街》，后来发现达不到那种举重若轻的程度，就放弃了，任其自由生长。

后来想想，也不完全是这样，我写完这几篇后，回顾了一下我们的社会进程和文学史，发现每座城市、每个区域，几乎都有一条“米格尔街”、奇人奇观层出不穷，谁都能讲几个这样的故事，年轻的奈保尔成为街道居民委员会标配，于是就有点沮丧，因为我觉得我写的这几篇，家长里短，也算不上出奇，所以我想，如果再写下去的话，得脱离类型的束缚，试试能不能写点别的东西。然后就一路写了下去，开始在文学期刊上渐渐发表。

南都：在短篇小说集《冬泳》里，有《盘锦豹子》的孙旭庭、《空中道路》的李承杰、《冬泳》的“我”……你的小说似乎总是聚焦工厂工人，为什么？所书写的工人阶层背后有怎样的核心命题？

班宇：原因也许是，我对工人这一群体非常熟悉，这些形象出自我的父辈，或者他们的朋友。他们的部分青春与改革开放进程关系密切，所以其命运或许可以成为时代的一种注脚。以及，我对工厂天然有些好感，在我看来，那些巨型机械设备有着无与伦比的悲壮与美，它们的锈迹也像是另一种伤痕，为时间与人所不断刻写。但与此同时，我也觉得这个样本不太丰富，所以也有一些其他写法和主题的尝试。工人阶层也谈不上，坦白说，在我的小说里，虚构成分居多，并非是要借此控诉或者发泄，相比社会命题，我其实更愿意对小说本质进行一些探寻，包括语言与叙述技巧等等，把文学还给文学，也许收获能更多一些。

我不认为小说仅具备还原现实的功能，如伊格尔顿所说：将“逼真”作为衡量文学价值的手段，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莎士比亚的考狄利亚、弥尔顿的撒旦，以及狄更斯的费根之所以如此令人着迷，恰恰是因为我们在沃尔玛见不到这样的人。

南都：为什么要将目光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个时代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班宇：对我而言，对当下事物总是缺乏把握，觉得过于纷乱，无从应对，更没办法去讲清楚，人在其中，很多感受极其微妙。但对于过去的时代，仿佛总归可以有一点可怜的发言权，那么就试着去讲几句，用以清理自我的秩序，成为登楼去梯的孤军。那个年代对我来说，更近乎于一种诉说的介质、一种镜像，而非实际存在，或者说，我是在假托于此，进行一种更为自我的表述。

南都：小说中你大量使用东北方言，为文本赋予了地域标志性。为什么选择用方言写作？

班宇：方言我认为也许具有一种消解功能。它所对抗的是汉语内嵌的庄重与悲壮之感，使之不再具有忏悔功能，辅之以变形的声调，进而形成一种提喻；更简单来说，这些方言的背后既有地域的历史，也有人与思想的迁移与结合，是一种颇为复杂的装置，在大语境之下，可以展现出另一种面貌。地域这个标签，我个人觉得没那么重要，文学如同晶体，有着许多面向，地域仅是其中一种。作家与其作品的关系复杂，在东北也可以不去描述东北，转而以更先锋或者更委婉的形式去探讨其他命题。故事每天在任何地方上演，东北的故事也没有那么独特，很多时候，它也可以发生在西北或者南方，好的小说里探讨命题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不太会为地域所限制。

南都：接下来你会在小说上做哪些探索？在写作技巧方面，你觉得自己还有什么可以精进和进步的地方？

班宇：我在写作东北题材相关作品的同时，其实也有一些不同的尝试，主要是在写法方面，或许更复杂一些，与现代主义作品更为相似。这样的写作，虽然谈不上新颖，但对我来说，也很享受，会让自己思考得更多一些。所以在接下来的一些作品里，也许会更偏先锋一点。我觉得先锋写作是一道必经的功课，如果不经由这条道路，我们也许难以确定自我的写作坐标。在写作技巧方面，我觉得每个作者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我不太会将这一部分作为研习的重点，但我觉得为每个文本找到妥当的叙述方式是一项重要工程，不可或缺。

南都：有你心目中最想写出来的理想小说吗？

班宇：托马斯·曼的《魔山》，三岛由纪夫的《丰饶之海》，这是我心中小说的两座高峰，我觉得我迄今尚未触及一分一毫。

南都：在以小说家出道并获得关注之后，你的生活有了哪些变化？对身为小说家的未来道路，你有何期许和愿景？

班宇：参与的各类活动多了一些，认识了不少作者朋友，在此之前，我在文学方面跟人聊得很少，基本上是自己阅读，也过得不错。生活上来讲，变化其实不大，基本还维持着之前的状态。写作方面，我对自己的要求不高，尽量写出几篇还能看的小说，如果不行，或者说在未来的某一天，丧失了表述的冲动，也许就暂停一段时间，人不止写作这一条道路可以去完成自我。我很警惕写作沦为一种空转的状态。

南都：会有全职写作的想法吗？

班宇：写作这个词语，对我来说，更像是一种状态，或者属性，与社会身份关系不大，谈不上是否全职。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写作者永远都会是一位写作者，这是为数不多的濒于永恒的事物之一。

采写：南都记者朱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