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刚踏入纪录片行业的刘海燕，立下了一个在当时近乎“狂妄”的心愿——成为中国第一个自然类纪录片女导演。
2026年，刘海燕出版了自己的书《野马再次奔腾》，这本书既是她镜头背后的创作实录，也是一代中国自然纪录片人在资金匮乏、周期紧张、条件艰苦的困境中，以理想为炬、以生命为笔，拍出中国自然影像奇迹的赤诚见证。
在央视纪录频道尚未诞生、自然纪录片尚属小众孤品的年代，刘海燕带着摄制组背着设备踏入戈壁、高原、湿地与悬崖，用20余年青春追逐普氏野马的蹄印、守望藏羚羊的迁徙、记录中华蜜蜂的生死、探寻人与自然的共生密码。后来，她作为央视原《发现之旅》栏目纪录片导演，两度斩获国际电视节“金熊猫”评委会特别奖、三度拿下中国纪录片学术委员会长片“十佳”一等奖，作品被中央档案馆永久收藏。
近日，她的自然纪录片拍摄手记《野马再次奔腾》正式出版，并接受南都记者专访。采访中，刘海燕回望20年纪录片生涯，从野马野放的震撼瞬间，到野保现场的生死坚守，从纪录片创作的底层逻辑，到野生动物保护的终极思考，娓娓道来一段与荒野共生、与生命同行的滚烫历程。
纪录片导演、作家刘海燕
前纪录片时代的孤勇，以热爱拓荒自然影像
2006年，彼时的中国纪录片圈，还没有“自然纪录片”的成熟赛道，央视纪录频道尚未成立，科教类纪录片仅靠《发现之旅》《探索・发现》两个阵地支撑，被称作“前纪录片时代”。在全民追逐经济建设的热潮中，纪录片“又苦、又穷、又寂寞”，是只属于少数理想主义者的“为爱发电”，而自然类题材更是难上加难——资金、周期、专业、安全，每一道关卡都足以碾碎创作者的初心。
“习于冷，志于成冰，窝在睡袋里，啃着压缩饼干，在山林中，在悬崖上，在湿地，在高原，长期伪装、蹲守，只露出鹰隼一般的眼睛，透过夜视望远镜，等待并注视着某一种动物或飞禽的出现。”这是刘海燕对自己早期创作状态的描述。她没有生物学专业背景，也未接受过系统电视专业学习，选择自然题材，纯粹源于对大自然的本能热爱，以及轻微的“社恐”——“我更喜欢跟动物待在一起，而不是跟人打交道，再加上冒险的天性和强烈的好奇心，自然对我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即便见到老鼠和蛇会吓得魂飞魄散，她还是一口气上报了普氏野马、草原狼、海南坡鹿、中华蜜蜂等一系列动物选题，一头扎进了这片无人涉足的荒野赛道。
理想很快撞上现实的铜墙铁壁。刘海燕坦言，当时国内自然纪录片的创作条件与国外有着天壤之别：国外拍摄一部自然纪录片，动辄千万资金，有动物保护基金、动物园等机构兜底，有资深专家全程协同，拍摄本身就是科研活动，创作者可以花几年时间跟踪大天鹅迁徙、守候金丝猴产仔，直到拍到珍稀镜头为止。而国内一集45分钟的自然纪录片拍摄周期仅10天，预算低到不可思议，创作者要花大量时间打磨剧本、控制成本、应对“无米之炊”。“我们不是在创作，而是在生产合格的产品，在可怜的创作空间里，拿出身家性命去拼”，刘海燕在书中写道。
但即便如此，她和同期的纪录片人们从未放弃：同事田荣拍扁颅蝠、果子狸，尝试自然类剧情纪录片；摄像师武政国随珠峰测高科考队登上6000多米高空；廖烨潜入印度洋3000米海底探访深海秘境；陈晓卿耗时多年打造《森林之歌》，系统呈现中国森林生态……这群人在小众的角落里，以殉道般的热爱，撑起了中国自然纪录片的最初模样。
“那时的我们，纯粹而悲壮，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刘海燕说，正是这段拓荒岁月，让她读懂了自然纪录片的真正意义——它不是资本堆砌的视觉盛宴，而是用最朴素的镜头，记录最真实的生命，唤醒最本真的敬畏。而这段经历，也为她后来拍摄《重返卡拉麦里》、写下《野马再次奔腾》，埋下了炽热的伏笔。
《重返卡拉麦里》的诞生，一场生命与自由的觉醒
在刘海燕2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重返卡拉麦里》是绕不开的坐标。这部作品被陈晓卿评价为央视纪录频道成立时，几百部备播纪录片中“最好的两部之一”，不仅拿下多项大奖，更让无数观众为野马的命运落泪，而它的诞生，源于一场关于生命、束缚与自由的深刻觉醒。
2007年春节，刘海燕闭门筹备野马纪录片，最初她采用第三人称叙事，以旁观者视角讲述野马的前世今生，却总觉得平淡无奇，情感与传奇性都无法凸显，创作一度陷入瓶颈。直到2008年春节，“准噶尔1号”的死亡始终横亘在她心头，让她彻底打破了创作桎梏。
准噶尔1号，是新疆野马繁育中心的功勋母马，因长期圈养、养尊处优导致肥胖，最终难产而死。这匹野马的死亡，像一根刺，扎醒了刘海燕，也扎醒了所有野保工作者——圈养的安逸，正在磨灭野马的野性，让它们失去在荒野生存的能力。“马是人类的朋友，但野马在我心里，更是自由的象征。它时而像野保员，时而像我自己，渴望挣脱束缚，驰骋在戈壁荒原”，刘海燕顿悟，为何不用第一人称“我”，以野马“追风”的视角，讲述它们的故事？
思路一转，灵感喷涌。她以野马“追风”为第一视角，写下了普氏野马跨越百年的沧桑：作为世界上唯一保留6000万年前始祖马基因的物种，它们起源早于人类，却因沙俄探险队的捕捉、偷猎与生态破坏，在故乡准噶尔盆地绝迹，被冠以带有殖民印记的“普氏野马”之名；百年后，野马重返卡拉麦里，却在圈养中逐渐丧失野性；准噶尔1号的死，促成了2001年27匹野马的首次野放；而“追风”，正是第一匹在野外自然降生、无人工接生的野马王子，成为野马野化的最大希望。她为它取名“追风”，以它的口吻展开故事自述。
为了拍摄这部纪录片，刘海燕多次深入卡拉麦里戈壁，在零下几十摄氏度的严寒中坚守20天。她与野马中心的工作人员同吃同住，用真诚与敬业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工作人员带她来到埋葬野马的隐秘墓地，告诉她每一匹死去野马的故事，那些因病、因打斗、因难产离世的生灵，是野保员们心头最隐秘的痛。“他们不会对别人说这些，因为这意味着工作的失败，但他们感受到了我的热爱与慈悲，便毫无保留”，刘海燕说，这些真实的情感，最终都融入了镜头与文字里。
2008年冬天，一场暴风雪席卷戈壁，27匹野放野马失踪，刘海燕与监测员在零下40℃的雪原中寻找七天，最终见证了野马家族走出困境的瞬间。镜头里，野马追风在戈壁上奔腾，风声呼啸，野性的血脉在燃烧；文字中，她写下“真正的野马，从不畏惧生存的残酷，只畏惧失去自由”。
这部纪录片播出后，解说员哽咽、录音师哽咽、审片的人集体沉默，无数观众看着看着就哭了。刘海燕知道，“打动过我的，一定也可以打动别人”——她拍的不只是野马，更是所有生命对自由的本能渴望，是人类对自然的忏悔与救赎。
人文叙事的独特视角：纪录片导演眼中的“天人关系”
《野马再次奔腾》全书分为野马、羌塘、鸟人、人居自然四部分，除了普氏野马野放，还记录了羌塘鹤与藏羚羊的野保、国内“鸟人”群体、中华蜜蜂蜂王死亡追疑、云南古茶保护、怒江流域人地矛盾等命题。与自然科研工作者的专业视角不同，刘海燕始终以纪录片导演的人文温度，解读本土的“天人关系”，这也是她的作品与文字最独特的价值。
“没有科学的人文，是愚昧的。没有人文的科学，是危险的”。在她看来，自然科研工作者的核心是专业研究，是用数据、实验、科考揭示自然规律；而纪录片导演的使命，是在科研成果的基础上，视觉化、故事化地传递自然之美与生命之重。“纪录片的核心是讲故事，把知识点巧妙植入故事里，让观众润物无声地爱上自然、保护自然，这是我们的优势”。
如今的刘海燕，是独立纪录片导演、独立作家，荒野早已融入她的生命。她走过的戈壁、高原、湿地，留下的不只是镜头与文字，更是对自由天性的捍卫。她拍野马，最终活成了野马——在自己的荒原上，自由奔腾。
《野马再次奔腾》不只是一部拍摄手记，更是一代中国自然纪录片人的精神史诗。它提醒我们，自由与天性是生命的终极信仰，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它更激励我们，在制式囿身的时代，守住心中的荒野，让理想永远燃烧，让生命永远奔腾。
——访谈——
南都：《野马再次奔腾》书稿分为野马、羌塘、鸟人、人居自然四部分，这个结构是如何构思的？
刘海燕：四个部分是编辑在初稿基础上提出的分类建议。因为我拍摄的纯自然类纪录片数量有限，所以适当增加人文的比重，看似权宜之计，实则明智之举。图书出版之后，其浓厚的人文气息，恰恰形成了这本自然类图书的独特气质。“没有科学的人文，是愚昧的。没有人文的科学，是危险的”。当年拍摄的科教类纪录片，因为增添了相关人物群像的鲜活故事，而更加有温度。比如在准噶尔野马、羌塘藏羚羊、湿地黑颈鹤、高原雪豹和中华蜜蜂的故事之外，还讲述我自己创作剧本时为野马痛哭失声的故事，野保员们用青春热血在无人区守望濒危动物的故事，无数人文的故事，比如濒危的怒江族群，濒危的藏地方言，以及濒危的理想。这使得我们与大自然之间，多了一份关联和牵挂。十年去来，山河无恙。那些飞翔的奔腾的，不止与我有关。它们的命运也是我的命运，大自然和我们是命运共同体。
我以非专家的视角，对那些跟我有深度交集的动物植物以及人文自然进行了个人化的思考，这样的思考不仅没有受到学术界专家们的嘲笑，反而得到了强大的鼓励和支持——大自然是我们每个人的大自然啊！让更多人了解它爱护它，才有可能让这个共生系统变得更好。
蹲在湿地水中等待须浮鸥的“鸟人”
南都：你认为和自然科研工作者相比，纪录片导演的视角独特性体现在哪里？在拍摄合作、日常相处中，你和当地居民、野保员是否有过文化、认知上的碰撞？
刘海燕：相比自然科研工作者，纪录片导演是在科研成果的基础上，进行视觉化和故事化，后者更具备一种讲故事的能力。因为纪录片的核心就是讲故事，在讲好故事的同时，将相关的知识点信息量巧妙有机地植入其中，让观众饶有兴趣地获取大自然的知识，润物无声地滋生热爱与保护之心。
在卡拉麦里拍摄野马纪录片的过程中，我和野马中心的工作人员天天生活在一起。西部汉子粗犷不羁，他们不会因为上级的安排而对你格外热情格外支持，他们在感受到你的热爱和慈悲之后，才会义无反顾帮助你，关键时刻拿命护着你。我记得2009年他们对我说：媒体来报道野马的不下200家，没有人能在这严酷的环境呆到三天以上，而你，多次前来踩点调研，正式拍摄时更是在零下几十摄氏度的严寒中整整呆了20天。他们感受到这份深情和敬业，所以，工作人员单独带我到附近一个埋葬野马的地方，告诉我这里掩埋着十几匹死去的圈养野马，有病死的，打斗死的，难产死的，每一匹都是他们亲手喂养大的，就像自己的孩子。工作人员说他时常一个人来这里坐一会儿，抽支烟，陪陪它们。像这样的故事，他们不会向别人吐露，因为这些死去的野马，意味着他们工作的失败，是他们心头的隐痛。
他们对动物的那份赤诚之爱，感染到我。我在剧本创作时做了一个大胆尝试，改第三人称视角为第一人称，完全拟人化讲述准噶尔野马的前世今生，讲它们颠沛流离的身世和被圈养的痛楚，人与野马合二为一。都说马是人类的朋友，野马在我心里，却不尽是。它时而成为我所认识的保育者，时而又成为我自己，渴望挣脱有形无形的束缚，御风驰骋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将军戈壁、阿尔金山。白雪覆昆仑，亿万年过空，野马走出荒原，又回归荒原。如果有一个标题，让创作者激情四射，那就是好标题 ；如果一种叙事，让创作者自由表达，那就是好风格。这种创新是成功的，很多观众看着看着就哭了，野马从我的心里走进了他们心里。作品以一种温和而深刻的方式，提醒人们自身拥有的力量，让人们记起了自己到底是谁，以及该如何对待其他的生命体，这才是最稀有的疗愈。
南都：你提到结识野马之后，彻底不再踏入动物园。是什么样的野马拍摄经历，让你产生了这种颠覆性的认知转变？对你而言，野生动物的“自由”是一种什么样的不可替代的生命状态？
刘海燕：在序言里，我提到了“现代自然纪录片之父”大卫·爱登堡。我在正式动笔之前，把他写的自然行记全部看完了，看他怎么样去接近、拍摄和收集那些凯门鳄、巨蜥、食人鱼、南浣熊、电鳗，包括吸血蝙蝠等许多珍稀罕见的物种，他写他去伦敦动物园探望他亲手收集送来的那些树豪猪、南浣熊、海牛和水豚，像见到旧友。这种感觉我不大能理解。也许，伦敦动物园的条件优越吧。但再豪华的监狱，也是监狱，不是吗？我在拍了野马纪录片之后，就不再去任何一个动物园，我接受不了动物被圈起来的模样。
在野马圈养复壮的历程中，曾发生过“准噶尔1号”难产死亡的事件，这个过程被新疆电视台拍成了纪录片《回家的路有多远》，我看的时候流泪了。野生动物很少发生难产，“准噶尔1号”被认定为因肥胖导致难产而死，它的死令世人警醒。圈养的野马养尊处优，定时喂养，像宠物一样被精心伺候，饿了有鲜嫩美味的苜蓿甚至鸡蛋，困了有遮风挡雨的马圈，野性丧失殆尽，已不能适应大自然。想起这些就心生悲怆，再也无法踏足动物园。设想未来有一天，人类被更高级的物种圈禁起来，百无聊奈，以供观赏，是何等情景？
野性的呼唤让人热血沸腾。荒原上的生命也许会遭遇各种险境，食物的短缺，天敌的掠杀，恶劣天气的应对，甚至同类之间的优胜劣汰，但这些也能让他们疾驰如电，高度机敏，在物竞天择的残酷中，他们保有顽强的生命力。
南都：很多人觉得“动物园是普通人唯一能见到野生动物的途径”，你如何看待现代动物园“以圈养为前提的保护模式”，以及现代动物园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从你的野外拍摄视角来看，如何平衡“物种存续保护”和“个体自由福利”之间的矛盾？
刘海燕：对野外功能性灭绝或栖息地已遭不可逆破坏的物种，如麋鹿、普氏野马，圈养繁殖是避免灭绝的关键；同时，真实动物体验能有效激发公众保护意识，这是影像或文字难以替代的。动物园的核心价值在于“诺亚方舟”功能与公众教育，展览不是目的，更不能作为牟利的工具。
物种保护的核心方法主要包括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离体保存。保护濒危物种，国际通行的做法是设立自然保护区 :繁育，复壮，放野。我国也不例外，为上百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建立了稳定的人工繁育种群，包括大熊猫、 华南虎、亚洲象、金丝猴、朱鹮等，特别是大熊猫，其野生种群的增加最为显著。95%以上的濒危物种保护应优先投入野外栖息地修复与反盗猎，圈养仅是保险机制，而非解决方案本身。“物种存续保护”就像禅宗里的“以手指月”，你顺着手指的方向能看见月亮，但手指不是月亮。
而“个体自由福利”也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按照国际公认标准，动物被分为农场动物、实验动物、伴侣动物、工作动物、娱乐动物和野生动物六类，大自然中正常栖居的野生动物，如果遇到水源或伤害等问题，人类应适当救助；如果过度干预，反而可能破坏了它们的野外生存能力。比如蛹蛾在茧中艰难漫长的过程，也是它们锻炼出一双强健翅膀的过程，如果人类帮助它们提前破茧，即便它们能更早更快飞出来，但也很快就会死掉。人类一方面表现是漠视和伤害，一方面表现过分呵护和干预。不少的行为，是从人类的角度出发而非出自动物需要，是“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犯了《庄子·外篇》中鲁国君臣对待鲁郊之鸟的错误，“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结果呢，海鸟三日而死。这个度的把握，需要理性科学的态度。保护一种动物，其实是需要保护整个生物链，包括它们生存的环境。如果野外的环境进一步遭到破坏，那些已经野放的复壮的物种还会一步步走向第二次灭亡，这场旷日持久的救赎或将前功尽弃。
南都：作为从业20年的纪录片导演，从“前纪录片时代”到“大片时代”再到如今，你觉得行业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对于想投身自然纪录片、自然写作的年轻创作者，你有什么建议？
刘海燕：如今纪录片的春天来临，从国家层面到社会层面，都对纪录片的价值有了认知，大量资金随之涌入，大片频出。但是对比之下，国产纪录片依然有差距。似乎多了一些急功近利哗众取宠，少了一些赤诚热爱与“殉道”精神。
日本纪录片导演井上隆史，在日本广播协会(NHK)工作期间，从事与文明、历史、美术有关的特别节目和大型系列节目的制作，并由此延伸开去，比如利用新科技向复原巴米扬东大佛壁画发起挑战、利用基金和众筹积极收购阿富汗因战乱流失的文物。崇敬之余，对比之下，汗颜之中，能清晰瞥见我们当下常见的精致利己主义。我没有大卫·爱登堡和井上隆史那份幸运，能够终生从事自己喜欢的纪录片创作，这是憾事。能够一生做一件事，一如一生爱一个人，是极其幸福也是极其难得的。
南都：未来你还会继续聚焦荒野与生命吗？
刘海燕：荒野已融入我的生命，构成我的人生。走过荒原，一个生命因此唤醒了自由天真的基因，树立了万物平等的思想，埋下了壮丽多元的伏笔——这才是荒原馈赠给我的最珍贵礼物。那些野性的呼唤，原始的生命力，已注入我的身心，助我摆脱有形无形的桎梏，逾出常规，不断走出舒适圈，走向内心的寥阔。
荒原于我，自然类纪录片于我，是禅宗所言渡河的舟，既过了河，就没必要一直负舟前行。也许未来，我会从形而下的荒原，走向形而上的荒原。“我是一匹野马，我叫追风……重返卡拉麦里，我的血液也开始燃烧，我明白了父亲冲出大围栏奔向荒原的瞬间感受。无论人类，还是野马，自由与天性，自古神圣不可抗拒。我将延续的，是万物与自然之间的一段传奇。”20年前拍摄野马纪录片时写的解说词，20年后，成为我生命转身的注脚。生命只会在投入中发生。没有投入，就没有生命。燃烧的会再燃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