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坚持正确二战史观，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八十年前，东京审判与纽伦堡审判一道，成为战后国际秩序构建的重要基石。在世界变乱交织的当下，为守护历史记忆、捍卫历史正义，南都N视频记者远赴德国、塞尔维亚，以及中国南京、沈阳、抚顺、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多方寻访记录，推出大型跨国策划《重返二战审判地标》。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70周年。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南都N视频记者看到一组蜡像复原场景：审判席上，中国司法工作者庄严肃立，而受审的日本被告人或躬身，或垂首。这是二战审判中极为罕见的一幕，与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被告人们的傲慢形成鲜明对比，却同样是真实的历史定格。
1956年6月至7月，最高人民法院对45名日本战争罪犯进行严正的审判。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和人民在自己的国土上，由自己的法官，首次不受任何外来因素干扰，独立开展的正义审判。45名日本战犯全部认罪，其中还有人痛哭着向中国人民谢罪，有人当庭起誓，要毕生投身反战事业……被告人的认罪、忏悔，反映了新中国审判的鲜明特点，即摒弃单一惩戒，注重对战犯进行思想改造。
这种创新举措，吸引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德国纽伦堡审判纪念馆研究员阿克塞尔·费歇尔（Axel Fischer）向南都记者表示，中方对那些羁押在华的日本战犯采用“教育为主”的处理方式，后来这些战犯被释放回日本后，他们中的许多人率先揭露日军侵略中国的累累罪行，这令他印象深刻。
日本学者石田隆至对南都记者指出，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既看到了东京审判的成果，也深入思考了如何打破它的局限，“不只是（对罪犯）定罪量刑、施以惩处，还要让人真正认识到这样的战争不该发生，要从思想层面、从人性的根源真正反省、做出改变……它在当下的意义，值得我们重新加以确认，让全世界共享。”
新中国审判如何赢得国际赞誉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距离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九一八事变爆发地，仅数公里，是唯一保存下来的新中国审判旧址。这座斜檐闷顶的二层小楼，有着中式的庄严与郑重。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南都N视频记者 侯婧婧 摄
新中国成立后，近千名日本战犯移交至中国，此外还有一部分战争结束后在中国境内被捕的战犯，未被此前的军事法庭惩处。
作为主权国家，我国有权对这些战争责任者进行彻底的清算。这是近代以来饱受外国侵略者欺凌的中国人民，对国家和民族尊严的宣示，也是对遇难同胞、革命烈士的告慰。
彼时的新中国，在审讯外籍罪犯方面尚缺经验。如何做到依法审判？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研究馆员孟悦向南都记者介绍，我国专门为此组建了东北工作团，组织其成员在北京接受系统的业务集训，学习审讯学、国际公法等知识，由法学家给予专业的法律指导，为后续工作奠定了基础。
孟悦。南都N视频记者 侯婧婧 摄
然而，侦讯工作仍面临巨大挑战。
孟悦举例说，这批战犯所涉系统众多、犯罪地域广泛，且此时距离战争结束已有数年之久，还存在着语言不通等障碍。面对这一局面，东北工作团采取了罪行分级思路，通过执行“抗拒从严、认罪从宽”政策，动员战犯认罪检举；同时，由内查人员细致清查日伪残留档案、图书报刊等各类物证书证，外调人员则分赴多个省市，走访案件当事人和知情者，搜集一手资料。采集的证人证言，均要有相关人员签名盖章，战犯的揭发材料也必须与其他证据交叉核实一致后，才可作为有效证据采用，杜绝“杜撰”“诬陷”的问题。
1956年6月至7月，36名日本战犯在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受审。
经过严谨调查取证，195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对45名日本战犯提起公诉。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特别军事法庭，于当年6月至7月，分别在辽宁沈阳和山西太原开庭。
其中，36名日本战犯在沈阳受审，包括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武部六藏、次长古海忠之，前日本陆军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前日本陆军第11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前日本关东军731部队162支队少佐支队长榊原秀夫等人。这些人身上，背负着大规模屠杀中国平民、制造细菌武器、通过伪满洲国实施殖民统治等罪行。
1956年6月9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首次开庭。国内外高度关注：这次的审判席上全是中国人，他们会怎样裁决这些双手沾满鲜血的日本罪犯？
第一案中的被告人藤田茂，在战犯中颇有威信。遵循国际法准则，法庭为其配备了辩护律师，并保障他自行辩护的权利，但这名昔日的“鬼将军”却对罪行供认不讳，当庭忏悔说：“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认罪是一辈子的事情……侵略战争，绝对不允许再度发生。”
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一组蜡像场景还原了法庭上的一幕。南都N视频记者 侯婧婧 摄
随后，这样的情形在庭审过程中一再出现，所有被告人均当庭认罪。历史影像资料显示，有的战犯甚至在受审时痛哭、下跪，请求中国人民对自己处以极刑。
1956年7月20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宣判。中国秉持“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原则，对受审战犯最高判处20年有期徒刑。
这种公正、严肃却十分宽大的判决结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誉。
“惩其罪，救其人”
要理解这次特殊的审判，还需知道它的“前情”。
今年5月，南都记者来到了位于高尔山下的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多数受审战犯被正式起诉之前，在这里接受了近6年教育改造。
走进管理所大门，迎接来客的是一群悠闲的白鸽。战犯曾居住的监室被阳光照得透亮，医务室、理发室、战犯开展文化活动的“俱乐部”等，陈设虽然朴素却设施齐备。步入室外，一座由日本战犯自行设计、修建的露天舞台，至今留存着美丽的雕花装饰；面积不小的花窖旁边，可见一处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在押期间参与建造的园林景观。
从室内望向露天舞台。南都N视频记者 侯婧婧 摄
1950年7月18日，在边境的绥芬河车站，969名战犯一个接一个地从货车改装成的“闷罐”囚车走下来，登上宽敞而清洁的旅客列车，被送往抚顺战犯管理所。
刚入管理所时，很多战犯并无悔罪之意，头脑中的军国主义思想根深蒂固。
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讲解员陈秋宇向南都记者介绍，日本战犯入所的第二天就爆发了一场“闹监”风波。
有人发现墙上张贴的条例有“战犯”二字，狂怒道：“我们是战俘，不是战犯”！其他人也大声附和，甚至将条例撕下，用脚使劲踩踏。一些战犯每天列队向东方“遥拜”日本天皇，吃饭前双手合十祈祷“国运长久”……种种在中国人看来过于猖狂的表现，让管理所部分工作人员产生了抵触情绪。
陈秋宇。南都N视频记者 侯婧婧 摄
面对这样的情况，管理所为管教人员制定了“恨其罪，不恨其人；惩其罪，救其人”的原则，严肃强调“不准打骂战犯，不准侮辱战犯人格，不准损坏、丢失战犯的财物”等工作纪律；另一方面，通过组织战犯学习相关理论、法规，了解国际形势、社会发展等方式，让他们逐步认清帝国主义和侵略战争的本质。
对这些战犯，管教人员不能以暴制暴，但也不是一味纵容，有些时候堪称“斗智斗勇”。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原管教员刘家常等人撰写的《抚顺战犯管理所纪事》一书中，收录了很多这样的细节。
比如，与顽固罪犯“舌战”国际法，激辩日本二战战败的原因；在校级以下职级的战犯中开展“忆苦思罪”活动，引导他们“把心里的脏东西吐出来”“坦白是从黑暗转向光明之路”；满足出身贫困家庭的日本战犯学习知识、阅读报刊的愿望，支持战犯自行建立“学委会”……
战犯在学习会上交流心得。受访者供图
直面自己的过往、“恢复做人的良心”，并不容易。一开始，战犯在写坦白书时避重就轻，会用“服从上级命令、不得已而为之”替自己开脱，后来才意识到，站在被害者的角度，这样的辩解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真正的无辜者，是那些被他们残忍杀害的平民和战俘。
战犯们开始明白，侵略战争不仅给受害国，还给战争发起国的民众带来深重灾难。很多日本士兵被征召入伍之前，也曾过着平常的生活，却被军国主义异化为“战争机器”。
《抚顺战犯管理所纪事》记载，1954年夏天，“学委会”广泛组织在押战犯创排话剧，有回忆他们怎样背井离乡、走向侵略战争的《送子出征》，有暴露他们怎样残酷杀害中国人的《永远的声音》，还有诉说侵略战争给日本人造成哀怨的《马子之歌》……
在这些话剧中，有的战犯扮演过去的自己，有的身份对调，扮演受残害的中国人。书中写道，他们自己演给自己看，“就如同拿手术刀给自己动手术一样”，内心的情感已不知不觉地站到了被害者一边，“而憎恨起那个杀人恶魔军曹”。这种思想转变，成为后来中方决定宽大处理的原因之一。
1956年，除了45名战时职级较高、罪行严重的日本战犯必须接受公开审判，其余已在抚顺或太原关押多年、改造表现好的战犯均免于起诉，分批返回日本。
至1964年，曾被判有期徒刑的日本战犯也全部被释放归国。
“抚顺奇迹”的启示
陈秋宇告诉南都记者，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作为陈列馆向公众开放以来，很多参观者都会提出一个同样的疑问：那些被宽赦的日本战犯，真的改造好了吗？
对这个问题，日本战犯回国后组建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以下简称“中归联”），用代代相传的实际行动给出了回应，同时有力驳斥了日本国内所谓“战犯被迫忏悔”的流言。
“中归联”成立之初，正值日本右翼势力卷土重来。在东京审判时期曾被捕入狱、最终却逃脱刑罚的岸信介，于1957年就任日本首相，其内阁还启用了多名日本战犯，被讽称为“战犯内阁”。“中归联”成员顶着巨大压力甚至生命威胁，用亲身经历在日本进行反战演讲，持续出版揭露日本侵华真相、反省战争责任的会刊和著作，告诫下一代人勿被军国主义思想毒害。
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的“中归联”刊物。南都N视频记者 侯婧婧 摄
“中归联”首任会长由藤田茂担任，他确如1956年出庭受审时所言，终其一生呼吁和平，致力于日中友好事业。
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签署联合声明，实现邦交正常化。上世纪80年代，“中归联”会员自愿集资，在他们的“重生之地”——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树立了“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
南都记者实地走访看到，时隔多年，碑上铭刻的誓言依然清晰：“决不允许再发生侵略战争……”
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南都N视频记者 侯婧婧 摄
随着“中归联”成员相继老去、离世，他们的后人以及受其影响的日本年轻一代，组建了“抚顺奇迹继承会”，接力守护这段历史记忆，为促进两国民间交流做了大量工作。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也展出了与“抚顺奇迹继承会”友好往来的实物见证和活动照片，这份超越国别、跨越仇恨的和平共识，如今看来愈显珍贵。
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已经过去整整70年，但这一司法实践与其背后教育改造战犯的创新举措，吸引着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德国纽伦堡审判纪念馆研究员阿克塞尔·费歇尔告诉南都记者，上世纪50年代，中方对那些羁押在华的日本战犯采用“教育为主”的处理方式，后来这些战犯被释放回日本后，他们中的许多人率先揭露日军侵略中国的累累罪行，成了日本国内一场非常重要的运动的一部分，这令他印象深刻。
日本学者石田隆至，对归国的日本战犯进行了长期跟踪研究。他向南都记者指出，东京审判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也留下了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而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既看到了东京审判的成果，也深入思考了如何打破它的局限、铲除发动侵略战争的根源。“不只是（对罪犯）定罪量刑、施以惩处，还要让人真正认识到这样的战争不该发生，要从思想层面、从人性的根源真正反省、做出改变。”
石田隆至说，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这场审判的意义，值得我们重新加以确认，让全世界共享。
《重返二战审判地标》专题报道
总策划：戎明昌 刘江涛
执行策划：王佳
统筹：南都N视频记者 向雪妮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 侯婧婧 发自沈阳、抚顺、上海
视频：南都N视频记者 侯婧婧 敖银雪 梁子珊 肖玥
编辑：向雪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