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生这台手术是全国首台艾滋病患者的达芬奇机器人肾移植手术。袁小鹏介绍,合并感染性疾病的患者手术使用达芬奇机器人能有效减少医护人员职业暴露的风险；达芬奇机器人创伤小、恢复快,对患者而言更加安全。11月13日,陈先生的手术顺利完成。
案例3
“我很幸运有合适的肝源,又没错过手术时机”
旺扎、陈先生能够顺利手术,除了医疗技术原因,更重要的是有合适的肾源。
没有器官捐献,就没有器官移植。肝硬化患者梅先生(化名)对此深有感触。因为患有乙肝,2015年梅先生就查出肝硬化。今年中秋节,梅先生出现了肝衰竭,经医生介绍,从宝安转院到深圳市三院治疗。
在深圳市三院治疗20多天后,梅先生的情况有了好转,而此时,又得到一个好消息,有合适的肝源可以进行肝移植手术。面对移植手术,梅先生起初有点担心。直到同病房的患者跟他说,“我想换都换不了,你有这个机会就换吧。”
“要保命就要移植,我很幸运有合适的肝源,又没错过手术时机。”梅先生说,他下定决心手术,手术非常成功,术后第三天就可以下地走路。
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梅先生说,“我可以说有了第二次生命,要感谢有爱心捐献器官的人,我现在很珍惜自己的生命。”
但能够获得器官移植机会的患者仍旧是少数。
现状
深圳器官捐献比例只有百万分之四
器官捐献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器官移植需求
2016年,刘磊刚来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担任院长时,时任深圳市卫健委主任罗乐宣给他布置了一个任务:拿下肝肾移植资质。
“罗主任说深圳没有肝肾移植资质,跟不上社会发展需求,要拿下肝肾移植资质。”刘磊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2017年4月,医院成为广东省第19家肝肾移植单位,当晚他彻夜未眠,“这是一个工程,我们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四年过去,截至2021年11月30日,已完成147例肾移植,326例肝移植。刘磊介绍,这四年来,医院麻醉科、护理部门、ICU,脑死亡判定,与器官移植相关的科室水平也得到了大幅提升,同时与国家省市红十字会在深圳开展器官捐献的宣传教育活动,完成了一个体系建设。
拿下肝肾移植资质后,2020年11月21日,广东省卫健委发布通知调整器官获取组织名单和区域,提出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通知划定了广东省第七OPO(人体器官获取组织),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为账号负责单位,与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深圳医院组成联合单位,服务范围为深圳市。
虽然2017年深圳市三医院就获批肝肾移植资质,成为深圳市唯一一家拥有肝肾移植资质的医院,但一直以来,深圳市三医院需要与广州另外6家医院组成联合单位共享深圳器官捐献。其中深圳市三医院的OPO服务范围仅限于龙岗区、盐田区、坪山新区、大鹏新区等深圳东部区域。
“随着医院器官移植学科建设能力的提升,对器官的需求越来越迫切,没有器官捐献就没有器官移植,器官捐献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器官移植需求。”刘磊说,深圳市三院正在盖器官移植大楼,以后将扩大移植范围,开展相关研究,推动深圳器官移植工作的发展。
“等待移植的病人数量在上升,但是移植病人的数量上升不了多少。”深圳市三院肾移植科主任袁小鹏介绍,全国每年大概能做5000例左右的肾移植,但是透析等待的病人每年都在增加。在深圳市三院,每个月排队做肾移植的数量是100个左右,但每个月能做的数量是10个左右。
“目前国内器官移植技术很成熟,但卡在器官捐献这块,涉及到交通、工伤等事故的器官捐献非常困难。”袁小鹏说。
对此,刘磊也介绍到,“深圳的器官捐献比例只有百万分之四,但国外做得好的地方,可以达到百万分之30、40,期盼深圳市委市政府,深圳市卫健委,在器官捐献和移植方面能够引领我们,在全市形成联盟,打破一些传统观念,引领全国,让大家意识到,器官捐献是生命的延续,是大爱,是可以挽救很多人生命的伟大工程。”
器官捐献流程繁琐,医生主动性不够
2003年,深圳出台《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填补国内人体器官捐献法规的空白。2017年,《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启动修订工作,目前仍在调研中。
南都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尽管深圳早已出台人体器官捐献法规,但18年过去,在器官捐献工作过程中,仍然面临相关部门和深圳本地医院的支持力度并不足,配合度不高的情况。深圳市三院OPO办公室负责人谢秋华介绍,国家有明确的规定,发现有潜在的器官捐献者,要跟OPO、红十字会汇报,但因为各种原因,医生的主动性不够。
器官捐献流程可以再优化。“曾经有个患者因为高处坠落伤,医院进行积极救治后,没有生还可能,家属有捐献意愿,但等OPO工作人员完善所有手续后,再去获取器官的时候,器官已经用不了了。”谢秋华说。
传统观念影响器官捐献
谢秋华向南都记者分享了工作中遇到的一个案例。
一名女性脑死亡患者,直系亲属只有丈夫、儿子。丈夫因为此前从高处坠落,生活还不能自理,儿子还在读中学。医生跟他们介绍了器官捐献的事,患者丈夫、儿子都能接受,但患者丈夫很纠结,“我理解,我也愿意,但我不能同意,如果我捐了,会被村里人指着鼻子骂。”
OPO工作人员做了很多次沟通协调,但还是没有捐献成功,后来丈夫带着患者回老家了。这是谢秋华等OPO工作者日常遇到的一个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