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

　　本名田代琳。主要作品：长篇小说《耳光响亮》《后悔录》《篡改的命》。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获首届鲁迅文学奖。部分作品翻译为英文、法文、瑞典文、俄文、韩文、越南文、德文、捷克文、丹麦文等出版。现为广西民族大学创作中心主任。

　　“很多作家把案件写成了经典名著，司汤达的《红与黑》，马尔克斯的《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卡波特的《冷血》……他们通过罪案写人间百态，写社会现实的真相。”作家东西如是说。

　　东西最新的作品《回响》是以一部以罪案为内核的长篇小说：女主人公冉咚咚在侦破凶案的过程中，无意发现丈夫私自开房，于是，她既要侦破案件又要侦破感情，两条线上的脑力激荡和心理较量同时展开。罪案抽丝剥茧，峰回路转，感情却如堕烟云，歧路横生。作者对每一个人物的心理都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深挖，秉“声东击西”“东成西就”之笔，“在探索罪案的同时，也探索心灵的浩瀚”。

　　《回响》是东西的第四部长篇小说，此前的《耳光响亮》《后悔录》《篡改的命》等，无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味。《回响》亦是从商业社会的种种现象出发，以荒诞的“杀人外包”故事，揭露当代人对责任和焦虑的“转包”和逃避，以及由此引发并加重了的弥漫在生活的角角落落里的信任危机。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写当下、写现实，就是想跟读者一起共同来探讨这个现实社会的人心。”东西告诉南都记者。紧贴现实的写法容易缺失陌生感，往往在细枝末节遭人诟病，而架空历史无疑是更轻省也更可以纵横恣肆的方式。但东西似乎无惧挑战，几十年专注于写好我们每一个人沉浮其中却熟视无睹的世俗人生——拆解它的荒诞与残酷，也颂赞它的慈悲与温情。

　　访谈

　　一条线接轨现实，一条线接轨家庭

　　南都：《回响》是你继《耳光响亮》《后悔录》和《篡改的命》之后的第四部长篇小说。前三部长篇的题目，“耳光““后悔”和“篡改”都可以看成小说的文眼，《回响》这部小说的取名用意何在？

　　东西：《回响》这部小说的结构决定了我用这个名字。小说分奇数章和偶数章，一边是写案件，一边是写家庭，两者形成一种对比关系。当它们相互参照，会形成一种回声、呼应。

　　我在写小说的过程中，也发现了很多对应关系。比如徐山川的家庭和慕达夫家庭的对应关系，夏冰清的父母跟她的关系和慕达夫的父母跟他的关系，以及冉咚咚与原生家庭的关系，我觉得都是挺有意思的一种对比。

　　此外，这次我特别注重写心理活动，对人的心理进行挖掘。其实我们的心理活动都是现实的投射，它也会形成一种“回声”。如果我们要写一部心理小说，它其实就是现实的“回响”。

　　南都：《回响》很引人注目的一点是采用了双线叙事结构，一条线是大坑案，一条线是刑警冉咚咚的婚姻纠葛。你为什么以这种结构方式铺展情节？

　　东西：首先一条是案件的线索，是直接触及现实的内容。另一条是家庭生活，更趋向于心理描写、情感探索。一条线接轨现实，一条线接轨家庭，它非常像我们今天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今天的上班族都这么干。我们试图把工作和家庭分得清清楚楚，不要交叉。我们工作就工作，回家就回家。我想把工作和情感分开来，但实际上私下里，你的工作和你的情感波动、你的思绪还是交叉的。

　　一条线的可读性特别强，我也希望读者在阅读的时候有愉快的源头，但是我又不想让这个小说变成一个仅仅是好读的小说，它还要有一些深层次的思考或者探究。因此另一条线上我尽量去挖掘内心。让那些对情感有探索、对现代婚姻家庭生活有思考的人，也愿意去阅读。

　　你想看案件，可以跳着看奇数章。想看情感类的，去看偶数章。但是我想，凡是阅读了这部小说的人，都不会跳着看的。因为它们之间是有交融的，你在家庭生活中的举动，你对爱情的反应，有时候会受到工作的干扰。你在家庭里的情绪，也会不知不觉地带到工作上来。表面上它们泾渭分明，实际上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南都：《回响》里的“大坑案”本质上是一个买凶杀人案。这个案件为什么引起你的兴趣？

　　东西：写在《回响》里的案件是虚构的，但是买凶杀人、层层接力委托这种案件是有的。我之所以注意这个问题，是因为它具有特别强的荒诞感。

　　我们今天的很多东西都是在转包的。比如说工程，一层层外包，做出来一个豆腐渣工程。但是假设你把一条生命拿来外包，就非常冷漠、残酷。我也看到了很多我们今天对于责任的逃避，焦虑的转移。很多东西很有意味。这种转包方式是商业社会的普遍现象。商业社会的唯金钱至上的观念，对人性是一个检验。当有人把杀人当作生意来做，我们对人性是非常绝望的。这个时候，一个警察出现了，她要把这件事情追查到底，最后一定要把凶手找出来，甚至还要理出他们的心理动机、理出他们该负的道德责任。最后正义战胜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