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就是说即便她能侦破这样复杂的案件，也无法侦破她自己的情感。

　　东西：对，她侦破不了自己。这个小说很好玩的地方在于，它除了在检验小说中的人物之外，也在检验读者。它在考验你，测试你。所有读者都会疑惑：慕达夫到底出轨了没有？

　　南都：所以慕达夫到底出轨没有？

　　东西：这个我想不解释，让它神秘一点。每个读者都有自己的答案。它就是一个心理测试。

　　南都：你以前看过哪些心理描写特别精彩的小说？

　　东西：很多呀。其实我们的传统小说里对心理描写都是很多的。《红与黑》《包法利夫人》这些小说，都有很精彩的心理描写。但是没有我这个小说的心理描写这么彻底吧。我这个小说里的心理描写是大面积的。在描写的过程中，还有起伏，还有各自心理活动的交叉，没有说出声，他们也能感觉到对方心里在想什么。

　　比如冉咚咚在审嫌犯的时候，会有心理活动跳出来，“其实你这句话是假的”。一对夫妻躺在床上，想什么事儿，这是对方想不到的。但是冉咚咚和慕达夫在小说里就有这种内心的暗暗较劲。我对这种心理描写是有肆无忌惮的探索的。

写现实让读者有亲切感和代入感

　　南都：写作当中是否会有代入感，主角的情绪会感染到你自己吗？

　　东西：有时候写着写着，好像自己也变得很神经质。作家神经质是天然的。比如作家肯定敏感，感情丰富，这些都是天然的。问题是你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一直在想这件事，有时候你从书桌边走开的时候，还带着人物的情绪。然后你就会想，我是不是患上心理疾病了？我是不是过分敏感了？但是，我也会警醒，会调整。

　　以前我写《篡改的命》，写到结尾的时候真是痛哭流涕。我觉得人物太可怜了。这次写作我没有流泪，但经常性的那种神经质的质疑会有。

　　南都：在《回响》当中，你个人觉得塑造最成功的是哪个人物？

　　东西：每一次写作都会有一些遗憾，都觉得还可以提升，还可以做得更完美。但是《回响》的完成度就基本上达到了我自己当初的预设。至于哪个人物成功不成功，我说了是不算的，要读者说了才算。好多人喜欢吴文超。有一个导演跟我谈改编的时候跟我说，这个人太精彩了。这个人物并不是我一开始设计的，我是在写的过程中想到，必须有这样一个策划者来承上启下。你看他策划了爱，也策划了罪。他传递了爱，也传递了罪。他是一个很复杂的人。

　　南都：《回响》这个小说的现实针对性是什么？

　　东西：这个小说最终讲的还是怀疑与信任的问题。为什么现在人与人的信任度在下降？因为现在各怀心思，不再单纯，人越来越复杂了。可能是因为现实也变复杂了，所以我们人心的复杂首先来自现实的复杂。人心的复杂反过来加重了现实的复杂。它是相互影响的。

　　南都：你的大部分小说处理的都是现实题材，你觉得“贴着当下写”给作家带来的主要的挑战是什么？

　　东西：越贴近现实越难写。因为每一个读者都深植于这个跟你同样熟悉的现实环境当中。你写得好不好，真不真实，可不可信，他立刻就可以检验。如果我们把背景虚幻、悬置起来，我们推到遥远的过去，是的，那个发挥的空间会更大。但是你看完之后，会觉得那和我没关系。对读者来说有疏离感。而如果你贴着现实来写作，读者会有亲切感、亲密感和代入感。

　　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写当下、写现实，就是想跟读者一起共同来探讨这个现实社会人心。我是有这个渴望的。我不愿意把自己架空到历史的背景里去写。那种写作现在发展得很快，也有很多类型化的作品产生。但是有勇气的作家都是写现实的。

乡村是我写作的原生背景

　　南都：请谈谈你的故乡广西天峨。在这么多年的写作中，故乡提供了什么滋养？

　　东西：早期我写了很多乡村小说。广西天峨这个地方风景特别美，但是又特别偏僻。那时候交通并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我觉得那个地方太遥远，我想把它的美传递出去。所以我写作最早的冲动就是把我家乡这些真善美的东西，把乡村的美好的人心、故事、风景写出来，投稿发表。

　　后来我又看了很多乡土作家的作品，比如沈从文、鲁迅，那时候我也喜欢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哈代《德伯家的苔丝》《远离尘嚣》等等。乡村给我的滋养非常重要，主要是大自然的滋养。那种天地的宽广，植物的茂盛，群山的巍峨，夕阳西下时彩霞满天的美和伤感。大自然是能够刺激一个人写作的。我因此爱上了这个职业。

　　南都：为什么后来你的笔触慢慢转向城市？

　　东西：我其实从高中开始就离开家乡，到县城读书了。那时候我十三岁，现在我五十几岁了，差不多三四十年我都生活在城市里。两边的生活我都熟悉，但是像《回响》的题材发生在城市里更准确。

　　乡村的情感相对要单纯一点。我要探索人心的复杂性，要么写知识分子，要么写白领，这些有文化的人，他的心理活动层次才会那么丰富。

　　南都：文学评论家谢有顺曾经说你是“真正的先锋作家”，在当下的文学场域里，你怎么理解“先锋”这个概念？

　　东西：真正的先锋是一种思想的先锋，是一种思考的前沿。这才是先锋的本质。任何形式的先锋都是可以模仿的，但是内容的先锋性、思想的先锋性是没法模仿的，是需要自己独创和坚持的。我被中国文学界称为新生代作家，就是先锋一代之后的这一波。我、毕飞宇、李洱、韩东，这一批作家的写作是受益于先锋小说的技法开掘的。但是先锋一代后来都回头向着传统在走，比如莫言现在大踏步地往民间走，余华的《活着》也好，《许三观卖血记》也好，他们都是在往后，在退到现实层面。

　　而我们新生代从出道开始就一直关注现实，我们讲好世俗的故事，写好社会的生活。我们在写的过程中一直坚持，但是我们这种写作很危险，就是怕丧失先锋性。我们有自我的警惕和提醒。我觉得我还有先锋的精神在坚持着。每一次写作我总是想保留一些探索性的东西，比如结构的探索，语言上的探索，心理描写的探索，还有对现实写作角度的探索。